在這次竹北生醫園區的爭議中，我會出來說話的理由是，我一向關心台灣的醫療政策。在2001年因為質疑竹北生醫園區計劃的構思、評估與決策過程的正當性，我比蘇益仁 教授還早了兩年就公開投書表示過反對的意見。當時錯誤的健保政策已經對台灣醫療造成巨大負面的衝擊，醫療形態扭曲，醫療風氣敗壞，醫療品質向下沉淪，所以，我實在不願意再看到另一個錯誤政策更加破壞了台灣醫療發展的次序，不但無法提升台灣的醫療水準，反變成了阻礙進步的絆脚石。為此，我曾用過心希望政府能停下脚步，重新審慎評估其可行性，卻沒有得到任何反應。
依我所知，在此計劃中，殷琪董事長、李遠哲院長並沒有參與最初的決策過程，然而，經過幾天媒體把它當弊案抄作，我很擔心這個爭議中最重要的焦點被模糊了。
多年來，我發現國家醫療建設從預算達三百億的竹北生醫園區，以至於花費上千萬的桃園署立醫院國際醫療中心等大小計劃的決策都很難讓我用常識去理解它的構思、評估及決策過程是怎麼發生的。
每一個醫療政策的決定，第一個應該思考的是它對台灣醫療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而不是一味考慮商機！其實當竹北生醫園區計劃定案時，台灣健保已出現財務問題，台灣醫院的病床數已接近美國的兩倍，而根據衛生署自己的估算每增加一個病床，健保每年就會增加至少250萬元的支出。台灣除了醫院與生醫研究機構已太多以外，也有不少生技園區的開發。官員、民代不曾好好想的是，在台灣生醫人才的質與量都還離世界一流有很大差距的今天，就是擁有巨大的園區，宏偉的硬體，哪有競爭力可言，不但不易變成商機還可能成為財務黑洞。更何況，在距離竹北不遠的竹南早已有國家衛生研究院龐大院區的規劃，而其在人才的召募上一直有困難，決策者難道都不必檢討嗎？
雖然，竹北計劃頭已經洗下去了，至今已投資將近百億，但我仍然認為政府此時必須拿出懸崖勒馬的魄力，中止生技園區的計劃，不要為了消費預算，滿足執政進度而換另一個形式去執行。我誠摯地期望國科會能夠檢討此計劃的提案與決策過程，重新思考要提升台灣的醫療其第一優先應是什麼？更要建立制度，善用有限的國家資源，為台灣醫療的進步創造最大的價值。 黃達夫200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