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趙建銘因台開案被起訴後，引起社會一陣議論。在民生報七月十四日 的醫藥版，有台大醫學院、醫院，前、現任院長，加護病房主任的談話以及台大bbs「楓城杏話」醫學生表達的意見，從中可看出台灣醫界上下對於醫學倫理的觀念仍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態。
有位前院長不願對此事件置評，要求保持沉默。他給的理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顯然，他自己不能把「對事」與「對人」做出分際，在避免得罪人的考量下，不願針對事件的是非說清楚，講明白，這正好驗證同篇幅中，柯文哲主任所言「…趙建銘案發前過度縱容和事發後撇清的態度，皆是同源的，趨炎附勢和明哲保身只是一體的兩面」。在這種曖昧不清的教育環境下，是非對錯就不易被明白地呈現出來。難怪它所孕育出來的學生缺乏判斷力，而認為「不管事情到底怎麼發展，趙建銘做的事都和『醫學』沒啥關聯」，「趙建銘這個人或這類人的問題和他們的所學與專業無關」，「『趙建銘A錢』『趙建銘是醫師』就等於『醫師A錢』嗎？當然不是！」，這樣的思惟邏輯怎不讓人驚訝又痛心。
然而，這個現象正是當今台灣醫學教育的「核心問題」。就是因為台灣醫學教育一向只注重專業知識與技術的傳授而忽視了更重要的專業精神，也就是因為缺乏柯文哲主任所說的「人情」與「義理」的人文關懷和是非觀的培養，醫學生才會振振有詞地說出這些令人錯愕的話。
所幸，現任醫學院院長陳定信 教授明白地說「要當醫師一定要先做正直的人」。的確，除非是患有多重人格的精神病人，一個人的判斷與行為應該是始終如一的。當一位醫師在醫院外不正直，把持不住誘惑而做出違法的事，我們能期待他在醫院內的行為一定正直嗎？到今天不少台灣的病人在須要開刀時，習慣性的會探聽要不要送紅包，唯恐不送的話，就可能排不上刀，病情被延誤。你能說「紅包」和「醫學」根本扯不上關係，因而和「專業」無關，所以收紅包沒關係嗎？
以山崎豐子所著日本版與本土醫師作家侯文詠的兩部電視劇「白色巨塔」為例，當醫師把自己的「名」與「利」放在病人之先時，不論他的專業知識多麼廣博、技術多麼精湛，犠牲的就是病人的利益。顯然就違反了行醫的本質了！
長久以來，我常覺得中文將professionalism翻譯為「專業」兩個字，好像無法把它的意涵完全表達出來，常被窄化為專門的知識和技術，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所包涵的應該是專業的尊嚴、為人處世的態度，加上該職業的專門知識和技術。
每一個人在生活中，在職場內外經常要面對各種各樣的狀況，實際上，根本不可能針對每一種狀況訂出不同的條文規範，每個人做任何決定時，依賴的是心中的那把尺。所以，趙建銘案不是醫學院有沒有教台開案的問題，而是醫學教育看不看重專業精神的問題，我多少同意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人民，也就有什麼樣的醫師。就如在美國就少有紅包的問題，而在國際貪腐指數較高的台灣問題就較嚴重。
但是，站在台灣醫界一員的立場，我的看法是，一個國家所需要的醫師數只佔全部人口極小的百分比（約七百分之一）。如果台灣醫界對於這個志業有自尊心、有榮譽感，醫界其實可以很慎重地篩選少數適合當醫師的人進入醫學院，同時用心提供最優秀的教育，就不難培養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醫師。國內醫界的問題是，數十年來以聯考成績為選擇醫學生唯一的標準的結果，當前醫學教育界及醫療界存在不少對於照顧病人不感興趣，只不過想藉著行醫來追求名位和利益的 醫師。儘管近年來，醫學教育改革的聲音與動作並不小，但是卻看不到醫界強盛的決心和熱忱。看到「楓城杏話」後，難免令我更感悲觀。但是，我寧願相信那些聲音只代表少數學生的意見，我希望沉默的大多數學生經過這番討論後，願意站出來發揮每一個人自己的影響力，積極推動台灣醫學教育的革命。致力挽回醫師的自尊和榮譽，為自己營造一個更合理的執業環境。
